从中日两组渔父词看文学的传播因素

——试论张志和与嵯峨天皇的《渔歌子》

 

当代各家唐宋词选本及各种古代文学史教本,都收录了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阙。其实张氏的《渔歌子》共是五阙,联章共读,方觉意深韵长,特照录于后: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蚱蜢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这组渔父词一问世便产生了很大影响,借用当今的时髦话,可说是出现了一场持久的“渔歌子效应”。据《竹坡诗话》记载,当时模仿张志和《渔歌子》者不知其数,颜真卿等一批名士也递相唱和。到了宋代,雄视千古的大词客苏东坡对之叹赏不已,禁不住将“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阙的成句用入自己的《浣溪沙》、《鹧鸪天》词调中,他的《调笑令》(“渔父、渔父”)也是改制张志和《渔歌子》而成,足见其酷爱之情。

鲜为人知的是:这组《渔歌子》词流播不久,即远传到了东瀛,日本嵯峨天皇激赏之下,也模写了五首《渔歌子》[1]

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洄老棹舟。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浪游。

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溪边垂钓奈乐何,世上无家水宿多。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摇带沧波。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正是张志和与嵯峨天皇的两组《渔歌子》,开创了日本填词的历史,也留下了中日文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词,形成于隋唐,而真正的文人词是创作于中唐时期,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为公认的第一批唐代文人词作者。随着日本谴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的归国,唐代文人词传入日本,很快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喜爱。有喜爱之情,便会生出模仿之心。那么谁是日本第一位填词的人呢?青木正儿率先指出:日本填词的开山祖是嵯峨天皇。神田喜一郎更以充分的史料作依据,论嵯峨天皇最迟在弘仁十四年(公元823年)就填写了五阙《渔歌子》,距张志和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制作《渔歌子》仅四十多年。[2]

并读嵯峨天皇与张志和的渔父词,即可以见出“二者在旨趣上、用语上、手法上都极为相似,其间的渊源关系是不辨自明了。

值得深究的是,中国传到日本的文人词绝不只一家,嵯峨天皇何以最钟情于张志和的渔父词,并对之精心研读,认真摹写?探讨这一问题,对研究文学的传播因素、对不同国度的文化交流,都可提供一些启示。

中国有句民谚:“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句话蕴含着失意人的牢骚,却有包容着另一番道理:“墙里”开的必须是香花,方能香飘“墙外”。张志和其人其词,都称是异香远播的奇葩,所以才具有超越时代、传播国外的魅力。但又必须想到:即使有“一支红杏出墙来”,那“墙外”的人却闭目塞听、掩袖而过。对于这种人,花再美再香不也是枉然吗?因此,在探讨张志和《渔歌子》的传播因子时,至少应考虑到以下四点:

一、张志和是位超凡脱俗、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根据《新唐书》和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等资料留下的信息,我们对这位云龙雾豹似的张志和先生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初名龟龄,字子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十六岁游太学,擢明经,向肃宗上书陈策,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录事参军,更名“志和”。后因获罪贬南浦尉,遇赦后不复仕。从此浪迹江湖,自号烟波钓徒,又自号玄真子。他多才多艺,善歌词、工书画,并能击鼓、吹笛。著有《玄真子》十二卷、《述太易》十五卷,均佚。

由上述记载可知,张志和很早就断绝仕路,潜心治《易》学道,常年栖息于江湖之畔,来往于烟波之中,不似韦应物、王建那样长期流连官场,也不象刘禹锡等人那样备遭政治磨难。在古代文士心目中,张志和是位超凡脱俗的人,他的生活要比名利场中人潇洒得多、自在得多。

在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中有一段记录张志和神奇本领的文字:

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萼以缣帐请焉。俄挥洒,横播而纤纩霏拂,乱枪而攒毫雷驰。须叟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贻。在座六十余人,玄真命各言爵里纪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两句题目,命酒以蕉叶书之。授翰立对,举席骇叹。竟陵子因命画工图而次焉。

颜真卿这段文字,记的是张志和到湖州访问颜真卿的状况:前半部分描绘了张志和纵横挥洒、雷奔电挚、千变万化的书法艺术;后半部分叙述了张志和的惊人文才和特异功能。颜真卿本人就是写字为文的大手笔,有他这样至真至切的赞美,张志和的名声更是翼飞胫、广为流布了。

张志和这位“奇人”的“奇事”,在传播中越传越奇,竟说他饮酒三斗不会醉,薄衣卧雪不觉寒,步入水中不湿身。[3]

张志和的超俗气宇,传奇故事,必然会随着他的《渔歌子》传入日本,引起嵯峨天皇等人的尊敬和好奇。爱其人,也就更爱其词了,于是便有了嵯峨天皇的模拟之作。

二、张志和的《渔歌子》体现了人类审美的一个共通性—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不同国度有不同的习俗,不同人种有不同色泽的眼睛,但在观照大自然的风光上,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国南北朝时期的陶宏景说过:“山川之美,古来共谈。”[4]我们完全可以补充一句:“山川之美,中外同赏”。对此不用旁征博引;只读读孔子“智者乐山,仁者乐水”[5]的警句,便知道中华民族对山水的热爱之情了;只看看李渔“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6]的名言,便懂得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只听听陆游“挥笔当得江山助”[7]的诗句,便明白山水对诗文创作影响之大了。在西方,从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到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许多名家都论述过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密切关系。席勒就直接了当地说过:“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8]日本人民对自然山水的情意如何呢?仅摘录几条日本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资料,便可明了。

距今一千多年的《古今集·假名序》:“莺绕花丛柳间,蛙鸣水边池畔,世上万物皆为歌。”这里以诗情画意的语言指出,美好的自然风物本身就是美好的诗歌。《万叶集》中有首诗写道:“山高水清海宽阔,眺望名岛,妙哉!美哉!”热爱山水的激情溢于言表。八百多年前的《古来风体抄》更动情地说:“访春之丽花,观秋之红叶,如果没有歌,就不会有知其花香叶色之人,也就没有为大自然而动心的人。”日本有位著名美学家叫今道信友,他在谈到本国人民喜爱自然界各种美好的植物时说:“日本人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方式也是以植物为基点的,植物美已成了日本的一种文化形态。”[9]

张志和的《渔歌子》以令人心摇情动的笔墨描绘了青山绿水、斜风细雨、白鹭鳜鱼、枫叶荻花、菰菜莼菜、平湖夜月等等,这种种自然景物,正吻合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词中那位渔父(作者自己)寄情山水、悠然自适,他驾着舴艋舟、追着桃花汛,以至“斜风细雨不须归”,“长江白浪不曾忧”、“笑着荷衣不叹穷”、“醉宿渔舟不觉寒”、“乐在风波不用仙”。一连五个“不”字,组成了多重否定:否定了世俗的烦恼,排除了官场的纷争,摈弃了利碌的纠缠,抛开了自身的忧虑……。全组词表现了一个“烟波钓徒”流连山水,甘于淡泊的情怀。这种情怀纯洁真实,给人的感受不是消极避世,更不是以隐求仕,而是对美好大自然的执着爱恋、对自由生活的热切追求。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张志和本人的一首《渔父》诗:

八月九月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秋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

最值得注意的是结尾两句。“商山四皓”是汉初四位“高级隐士”,因受吕后之邀,入朝辅佐太子。张志和批评“四皓”此举是“多事”,这表明他的归隐江湖是铁了心的,与那些走“终南捷径”的人是绝然不同的。又有一传说:其兄张松龄怕志和放浪不返,特意在越州东郊建造寓所,并和了一首《渔歌子》招志和归来定居:

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

但志和仍然我行我素,未听兄长的劝阻。按古代品评人物的标准,这种真隐士比假隐士的声誉要高得多。正因为如此,张志和其人其词流传开来才能得到人们真心的佩服。

当张志和的《渔歌子》词传入日本后,词中所展示的自然美景、生活情趣,让深居简出、政务缠身的嵯峨天皇心驰神往,复苏了他爱自然、喜自在的人类天性。于是,这位天皇便情不可遏地仿作起《渔歌子》来了。

三、张志和的《渔歌子》把握了诗歌创作的一条规律—“诗画一体”规律

古今中外许多诗人、画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诗与画是相通的。古希腊诗人西蒙奈底斯曾说过:“诗是有声画,犹如画是无声诗。”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说:“诗歌就象图画。”[10]我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此见得极透,他将诗论与画论的美学见解融汇一起,指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说:“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11]他评王维的诗与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总结自己写诗的诀窍是:“苏子作诗如见诗画。”

张志和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且“性好画山水。”他深知“诗画一体”的三昧,所以他的《渔歌子》确实象一轴山水长卷。展诵第一阕,读者画前便会浮现出一幅绘形绘色,丽而不艳,疏而不空的写意画:青山前白鹭群飞,江水中落英缤纷,一位渔翁驾着小舟,戴着箬笠叶做成的斗笠,披着龙须草织成的绿色蓑衣,在斜风细雨中忘情地垂钓。后世不少画家所画的“垂钓图”,可能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从这首词得到启发,但还没有谁的绘画作品能像张志和的《渔歌子》一样给人们留下持久的美感享受。

张志和其余四首《渔歌子》也是美景联翩,画面迭出:长江白浪中的舴艋舟,清溪幽涧里的钓鱼翁,呤风赏雪的荷衣隐者,枫叶荻花的松江,青草湖上的皓月,棹歌悠悠的巴陵渔父……。这一幅图景,无不令人神思飘逸。

正由于这组《渔歌子》将诗情与画意浑融一体,构成了“天工与清新”的艺术境界,把握了诗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它能在一千多年前就早早地跨越国界,传唱日本,并为嵯峨天皇等所仿效。

四、志和的《渔歌子》遇上了历史上的好时光—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期

文化交流必须有合拍的两个面—“传播面”与“接受面”。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中唐虽不及盛唐繁荣,但对周边国家的更遥远的国家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文化“传播面”的地位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而与中国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常常一令人惊奇的魄力和令人惊骇的速度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在古代很长的岁月里,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传播,日本接受。

日本学者木宫彦泰在《日中文化交流史序》中说:“日本人上古就经由朝鲜或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日本固有的文化。”他又指出,日本本土的有知之士“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以后,决不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狂热地试图吸取、模仿。”

到中国的唐代、日本的平安朝时代,两国的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高潮,而将这一高潮推向峰颠状态的人物正是日本的嵯峨天皇。

据日本多种史书记载,嵯峨天皇精通汉文,他能自如地用汉字写作,其书法艺术也很高超,与同时代的遣唐使桔逸势、遣唐学问僧空海(即《文镜秘府伦》作者遍照金刚)一起被誉为“三笔”。公元819年,嵯峨天皇毅然下达诏命:从宫廷仪式到服饰皆改为唐式,公文用汉字,录考官吏也都用《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种敕造撰文集。当代日本学者尼个崎彬追述这段历史时,禁不住慨叹:“日本平安朝时期的半个世纪曾经是一个‘国风’(按:这里所说的‘国风’是指日本的本土文化)暗淡的时代,政治文化全部仿中国唐朝的制度。”[12]

嵯峨天皇对“词”这种新兴文学形式的敏感,对张志和《渔歌子》的模仿,再次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爱意。神田喜一郎在论及此事时,由衷地赞美道:“嵯峨天皇那种与最先进文化结缘的新人气派,真使人惊叹!”

张志和有幸,赶上了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涨时期;张志和的《渔歌子》有幸,遇上了嵯峨天皇这样难得的异国知音。

我们在褒奖张志和的《渔歌子》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时,必须颂扬嵯峨天皇“与最先进文化结缘的新人气派。”正是这种气派,为张志和的《渔歌子》创造了超越国界、传播日本外部因素。更具重大意义的是这种气派强化了日本民族勇于开放,善于“拿来”的传统。站在巨人肩上就比巨人更高,吸取先进国家的成果就可能比先进国家更先进。日本现代的繁荣富强,将促使许多国家、许多民族培育起“与最先进文化结缘的新人气派”!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也将需要更多更大的“与最先进文化结缘的新人气派”!(张昌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1]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见《域外词选》附录。

[2]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见《域外词选》附录。

[3] 《道藏·洞真部》引《续仙传》。

[4] 《答谢中书书》。

[5] 《论语·雍也》。

[6] 《笠翁文集·梁治媚明府〈西湖垂钓图赞〉》。

[7] 《剑南诗稿·偶读旧稿有感》。

[8] 《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见《西方文论选》上册。

[9] 《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见《东方艺术美学》。

[10] 《诗艺》,见《西方文论》上册。

[11]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见《域外词选》附录。

[12] 《日本诗论》,见《东方艺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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