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和《渔父词》东渡考略

 

羊裘老子不能诗,苕霅风谣和竹枝。谁唱箫韶横海去?扶桑千载一竿丝。——张志和。

樱边觱篥进风雷,一脉嵯峨孕霸才。並世温馗应色喜,桃花泛鳜上蓬菜。——日本嵯峨天皇。

这是夏承焘在《瞿髯论词句》中分别吟咏张志和嵯峨天皇[①]的两首绝句,夏承焘以自问自答的修辞方式说:谁唱着古代的乐曲(箫韶),横渡东海去到古国扶桑(日本)呢?那是一千多年前烟波钓徒张志和手执的一竿丝啊!他把《渔歌子》连接中日的友谊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张志和写成《渔父》词后只有四十九年(823之前(七年)就传到了日本,但有趣的是《渔父》词除了张志和时代颜真卿宴会的十五首和作及其兄张松龄的一首和作外,唐代没有直接写《渔父》词的诗人,只有在佛、道家中有《渔父》词出现。在《全唐五代词》中有释德诚船子和尚的39首《渔父拨棹子》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十八首《渔父》。船子和尚是比张志和稍晚时期的唐贞元(公元785年)至开成(公元806年)间之人,他浮舟於华亭、朱泾(今上海市金山县)间,在他的39首《拨棹歌》中,有36首句式格律全依张志和《渔父》的曲调。这倒不是说《渔父词》传到日本和船子和尚有关,而是在船子和尚活动的这段时间(785806年)里,《渔父词》虽没有在唐代诗人中流传,却已在当时的道教和佛教中广泛流传,并运用于宗教术语中。比如吕洞宾的十八首《渔父》词则完全运用在道教的术语之中了(参见《历代渔父词选录》)

更有趣的是张志和《渔父》词写成后在唐代却一度失传,且凭唐宪宗以皇帝之力亦无法找到它,唐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载:“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根据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记述:“《渔歌子》传至日本,嵯峨天皇十分推崇,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皇亲国戚学者名流,济济一堂,君臣和唱,都仿效张志和作《渔歌子》(按:和唱词参见《张志和<渔父词集>考略》和《历代渔父词选录》)。”

有人统计在唐朝日遗唐使与中国交往有史书记载的多达十三次。台湾中兴大学林景渊教授在《入唐求法沙门弘法大师空海传》云:“根据近代日本人研究,从630年到894年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共遣唐十九次,顺利抵达者八次,其余十一次皆罹难,成功率还不到一半。”我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分析日本共遣唐使有十一次,分别是:贞观五年(631)、贞观十四年(640)、贞观二十二年(648)、长安元年(701)、长安三年(703)、开元初(713)、天宝十二载(753)、建中元年(780)、贞元二十年(804)、开成三年(838)、大中二年(848)。这里,我不是要考证在唐代日本共遣唐使有多少次,我们只要知道张志和写成《渔父》词的时间(774)年到嵯峨天皇和作张志和的《渔父词》的时间(823)这49年里日本共遣唐使的次数就行了,在这49年里只有建中元年(780)和贞元二十年(804)二次日本遣唐使。

众所周知张志和《渔父词》只有第一首在当时或今天流传,南宋中期的湖州藏书家陈振孙曾收集张志和的《渔歌》及其有关文献,编成一部《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录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余尝得其一时唱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由此文可知在南宋中期,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只有第一首广泛地流传着,其馀四首,几乎无人得见。而唐宪宗(806820年在位)为了其余的四首《渔父词》,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而在唐宪宗死后二年(822),李德裕却得到了张志和的五首《渔父词》,然后再度传至日本,时李德裕为润州剌史兼御史大夫。《旧唐书·本纪第十六穆宗》载:“长庆元年(821)九月,御使中丞李德裕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这说明李德裕是在润州任上的三年(821823)里得到了张志和的五首《渔父》词的。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云:“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原来李裕德世与张志和有旧并在润州当官时才好不容易地得了张志和的五首《渔父词》。

在唐五代时期中日交往中,正规的大使交往远没有民间宗教的交往多,但这些民间的交往正史都未记载在册,就唐天宝十二年(753)十月,扬州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这样大的大事件,正史中都没记载。而在道教中的中日之交往更少,几乎不见记载。所以张志和虽然是道士,但其《渔父》词传至日本应该归功于佛教徒,在唐五代时无论是中国僧人去日,还是日本僧人来中国,他们都带着许多经传、诗文、杂书等到日本的。

那么《渔父词》又是经谁之手架起这座中日词学的长虹的呢?我考证了有关的资料认为张志和的《渔父词》是经刘长卿之手传入日本的,但只有一首而已。后再经过李德裕之手经渤海国[②]把五首《渔父词》传到了日本。

刘长卿(709791),唐代诗人,字文房。宣城(今属安徽)人,年轻时在嵩山读书,唐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得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上元二年(761)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代宗大历五年(770)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现浙江建德淳安一带)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李嘉祐、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德宗建中二年(781),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和贞元元年(785)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以上是《刘长卿诗全集》里对刘长卿生平的简介,说明刘长卿在吴越一带活动的时间比较多,张志和的《渔父词》在吴越民间流传,李德裕亦是在民间收集到张志和的五首《渔父词》的,而刘长卿亦极喜欢张志和的词,我们可以在他那首《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陵阳不可见,独往复如何。旧邑云山里,扁舟来去过。鸟声春谷静,草色太湖多。傥宿荆溪[③]夜,相思渔者歌”诗中体会到,诗中的“渔者歌”不正是张志和的《渔歌子》吗?你看刘长卿对张志和的《渔父词》之渴望已达到了如此相思的地步。

从刘长卿生平的简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刘长卿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李嘉祐、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舒玉杰《茶圣陆羽·上篇》中记载:“陆羽初来江南,就结识了时任无锡尉的皇甫冉,皇甫冉是陆羽初来江南结交的第一位挚友,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等诗章,记述了陆羽的采茶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友谊。”《茶圣陆羽·上篇》又在注“皎然”条时云:“(皎然)与颜真卿、刘长卿、韦应物、李阳冰、顾况、皇甫曾、陆羽、灵彻等交往。”而陆羽、皎然正好是张志和的挚友,张志和在颜真卿府上作《渔父词》时陆羽和皎然都在宴席上,刘长卿和陆羽、皎然等往来岂有得不到张志和的《渔父词》之理?

可惜的是刘长卿仅得到张志和的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从他那首《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诗中我们又可以领略到刘长卿对张志和的《渔父词》之渴望和唐宪宗(806820年在位)一样已达到了相思的地步。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张志和《渔父词》有五首,而刘长卿只得到了张志和五首中的的一首《渔父词》。从刘长卿生平的简介中我们还可以推算出刘长卿与陆游、皎然往来的时间大约在775781年之间,即张志和死后(张志和死期参阅《张志和死因死期和死地考略》)到刘长卿在德宗在建中二年(781)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这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正好有一次日遣唐使来唐,即780年那一次。

刘长卿有一首《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怜君异域朝周远,积水连天何处通。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的诗,考其作诗的时间应该在775781年之间,那段时间张志和作《渔父词》后日本唯一一次有遣唐使来唐朝。所以,我们就不难推测刘长卿作此诗给日本聘使的时间是建中元年(780)。可惜的是我查不到这一次日遣唐使有名单,如果有此名单,我敢肯定名单中有随遣唐使一起来的日本僧人。《新唐书》载:“建中元年(780),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刘长卿诗中的日本聘使亦许就是这位兴能真人了。这样,刘长卿把张志和的《渔父词》赠给了日本聘使兴能真人[④],兴能真人又把它交给随遣唐使一起回国的日本的僧人。最后是日本僧人把张志和的《渔父词》带了到日本的。

张志和的《渔父词》有五首,日本僧人把张志和的《渔父词》带到日本的亦只有一首,因其曲调音律优美,日本人耿耿于怀。直到贞元二十年(804)那次日遣唐使[⑤]朝唐,他们在福州登陆后分二路,一路以海空为首的在福州登陆后直接到大唐的京城长安留学佛法。另一路以最澄[⑥]为首的却在浙江天台龙兴寺即开元寺留居,并在吴越一带活动[⑦]。最澄在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佛教传授的同时竭力收集张志和的《渔父词》,但是此时张志和《渔父词》的另四首早已失传。所以,元和元年(806) 高价真人和海空和尚在回国前夕直接向唐宪宗提出索取张志和另四首《渔父词》的要求,为此宪宗皇帝曾写真求访玄真子另四首渔歌,叹不能致。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云:“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由此可以推断高价真人、海空和尚和最澄和尚等带回日本的《渔父词》还是只有一首。

直到唐宪宗死后,李德裕任润州剌史兼御史大夫时(公元821823年),才获得张志和的五首《渔父》词,并作《玄真子渔歌记》,然后李裕德再经过当时的渤海国传至日本。如果不经过渤海国(渤海国727919近二百年间,渤海访问日本34次,日本访问渤海13次)第三国的传递,在806823年期间中日之间没有交往的记录,那么在823年前传入日本的张志和《渔父词》只有一首而已了。

最后,张志和的《渔父词》终于在公元823年嵯峨天皇在退位前夕,经过渤海国东渡到了日本,于是嵯峨天皇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皇亲国戚学者名流济济一堂,君臣和唱,并仿效张志和《渔父词》和作了十几首《渔歌子》。(参阅《张志和<渔父词集>考略》和《历代渔父词选录》)

 


[] 嵯峨天皇:786—843,810—823年在位,年号弘仁,后禅让于大伴王即淳和天皇。嵯峨天皇善书法,他的代表著是他书写的初唐诗人李峤的杂咏120首。此外他还酷爱汉诗文,由于他的提倡,使当时的汉文学在日本空前繁荣。

[] 渤海国:是唐代我国东北以靺鞨粟末部为主体,结合其他靺鞨诸部和部分高句骊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它的疆域包括现在吉林的绝大部分、黑龙江的大部分,辽宁省一小部分,以及苏联西伯利亚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和朝鲜的一部分。它使用汉文,政治经济制度也是仿照唐朝。从建国到灭亡的218年的时间里,同唐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常到长安朝贡,请封号,派学生到长安的太学学习。因接近日本,同日本的交往亦很密切。从727919近二百年间,渤海访问日本34次,日本访问渤海13次。渤海和日本的交往,加强了渤海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传播了唐文化,在日本和唐王朝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不仅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日本的关系史上占重要地位,同时亦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荆溪:荆溪在与湖州毗邻的宜兴境内。

[]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记载:“建中元年(780),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

[] 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记载:“贞元二十年(804),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记载:“贞元末(804),其王曰桓武(即嵯峨天皇),遣使者朝。其学子橘免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诏可”。

[]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字广野,年12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和尚出家,学习唯识章疏等,年20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见奈良佛教界充满腐败混乱现象,便独自到平安东北的比叡山结庵修行,诵《法华经》、《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并修禅观。他在读中国佛教章疏时,对书内引证的天台宗教义很感兴趣。经别人帮助,他从收藏天台宗典籍的寺院抄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进行研究。这些隋代智的著作是律僧鉴真带到日本的。鉴真与其弟子法进等人在日本已讲授过天台宗教义。在鉴真之前到日本的道叡系禅宗北宗禅师普寂弟子,也熟悉天台宗教义,他是行表之师,而最澄曾师事行表。最澄入唐求法之前已对天台宗有所了解。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与义真离开台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善无畏的再传弟子)受密教灌顶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茶罗以及经法、图像和道具等。这样,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传授,此即所谓圆、密、禅、戒四种相承。公元8055月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将带回的经书章疏等230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和图像、法器等就上。另最澄从越州上虞带得《茶经》及茶籽引种至日本门,使日本成为最早得到中国茶种的国家。以后,最澄的弟子圆载于唐开成三年(838)入唐,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还有日僧圆修、惠运在会昌三年(843)的入唐;及至成寻、奝然的入宋,他们均曾住临海龙兴寺求师释疑。其中与临海龙兴寺关系密切的当推圆珍和奝然。

[] 马曙明任林豪临海龙兴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云:“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与义真离开台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善无畏的再传弟子)受密教灌顶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茶罗以及经法、图像和道具等。这样,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传授,此即所谓‘圆、密、禅、戒’的‘四种相承’。公元806年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将带回的经书章疏等230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和图像、法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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