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沙溪二王庙

 

湖州沙溪二王庙简介

湖州沙溪二王庙在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砂村村二○○一年由原砂村村和原章家桥两村合并而成的,南枕独宁山,北靠独苍(昌)山。北临埭溪镇东红村,西接武康镇龙胜(漾口),东隔苕溪与张陆湾村和三家村接壤,南连乾元镇幸福村隔阜溪。境内以海拨二二三米的凤凰山为最高峰,山顶东侧平坦处有石崖上有一只狭长形的凤凰眼睛,常年积水清澈见底。

道光《武康县志》记载:沙溪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会众水北流达霅溪,今溪边有沙村。清光绪《浙江水陆道里记》记载:(沙村)处吴兴、德清与武康交界点,东有沙溪(即今龙溪),沙溪西侧有沙溝村。《德清地名志》记载:据传该村由独苍(昌)山泥沙冲积而成,故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东苕溪连年发生水患,其水患亦不亚于山洪暴发,由于东苕溪淤泥阻塞,经过千百年溪水的冲击,大量地砂石在东苕溪的滩涂沉积,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砂村这块山谷平地。人们在这块上起屋造田,繁衍生息,砂村这个村名就这样应运而生。由于河堤年久失修,加上浅滩芦苇丛生,东苕溪三年二头发生水患,洪水淹没田地,冲毁村庄,两岸人民深受中之苦。因此,沙村的祖先们很早就摸索出一套征服自然综合治理的治水方法,开河筑堤,同涂修坝,引水灌渠。当时有个大禹式的本地治水英雄,名叫张祠山,他在砂村带领百姓,疏通河溪,征服洪水,化害为利,发展农耕,为治理东苕溪水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人为纪念他的治水功绩,为他塑像造庙祀奉——祠山王庙。一千多年来祠山王庙虽几经迁址,仍能一直保留至今,那是一份砂村人民对祠山张王信仰的一种执着的体现,亦是因为张渤在砂村治水有功,为当地老百姓造福一方,砂村人民想念他是大禹式(或防风氏式)的治水功臣,故尊他为治水英雄——祠山大帝。

祠山大帝的影响在古吴越(太湖流域)一带,特别是今吴兴区、南浔区及长兴、德清、安吉以及安徵广德等地都有建祠山王庙后“香火繁盛,祀事绵绵”的记载。

据说二千年前的长山山坞,溪谷深而宽,丰水期的时候船棹可以划到凤凰山脚下。那时的祠山王庙就在凤凰山东麓蒲扇兜的地方,当时的庙规模不大,人们砍树为梁,割山草为顶,庙四周是用黄泥打的围墙,修建二进殿堂。正殿两侧有耳房,香客来了两耳房便成了临时食堂。后来,因为时远久不知香火不慎还是厨灶失火,祠山王庙毁于火灾。

多少年后,人们不忘祠山张王治水的功绩,更希望祠山大帝的神荫能庇佑苕溪二岸之生灵,又集资在徐坞口十八亩山的平谷上重建祠山王庙,其规模比原先庙稍大一些,殿堂为三开三进砖木结构,正殿立柱雕梁,砖墙黑瓦,殿顶屋脊有二龙吻头装饰,东西两侧建有厢房十八间,灶房和宿舍等一应俱全,庙前又新铺石级路,石级路两旁古木森森,树下的苔藓和灌木丛里,春苗蕈、寒露蕈等苔藓随处可见,祠山王庙的对面是板障山。板障山崖陡如壁,崖缝间有几棵松树凌空展枝,如雄鹰、如猿猴,给人无限暇想。山下潺潺的溪水,跌宕在大大小小的卵石间,或蜿蜒或起伏或潜入地层或潜入树丛。

大约在东晋时,遭过火劫的祠山王庙,移址后又遭受山洪的洗礼。这一年龙山山洪暴发,大水冲毁了祠山王庙,冲走了祠山大帝的神像,祠山大帝的功德碑被冲到斌山西北麓的茅草地上。这茅草地活像个田螺,地边有一圆形的小田,像个螺门。小田南面就是金家涧,远远望去这田螺仿佛在涧里吸水,有人说这是祠山大帝亲自选址的风水宝地。于是,水深火热的治水大帝终于在此定居下来。砂村十八都三十六村坊的善男信女都慷慨解囊,集资重建祠山王庙。更稀奇是,村民在整理祠山王庙被冲下来的遗物时,紧挨着祠山张王的神像有另一尊不知名的附近庙宇里亦未曾见过的武将神像,二神似一见如故侃侃在谈,村民们怎么亦不敢怠慢,于是把二尊神像一起请到了祠山王庙里祀奉,后来才打听到山洪暴发的那一天,安吉梅溪乡亦发生了洪灾,施明候庙里的那尊施王神像却不知冲到哪里去了,怎么亦找不到,原来被冲到这么远的砂村祠山王庙里来了。所以,以后祠山王庙的庙额虽是祠山王庙,可是除了祀奉祠山王外还同时祀奉着施候,而且自从祀奉施候后,祠山王庙祈祷更神奇灵验,故后人亦称祠山王庙为二王庙。

新建的祠山王庙座北朝南,背靠独苍山南临沙溪金家涧,最南端的八字型照壁造在金家涧的北畔,黑漆旗杆高高耸立在庙前广场上,每逢庙会,三角形的龙旗迎风招展,翩翩翻动。照壁后是一块平坦的小广场,广场北面是祠山王庙的庙门,庙门黑漆铜钉、狮头衔环,二尺高的门槛上的黄铜包角,铮铮发亮;门框上横挑出的环花横担上挂着四盏绚丽宫灯,横担间有一赤底金字的横匾,横匾上用颜体大书“祠山王庙”四字。

走进庙门,院落的围墙上是一个鼓起砖雕的八出折子戏图案。院子里栽种着两棵参天凤凰柏头树,柏树围粗一抱还多,见证着祠山王庙那沧桑的历史(文革后祠山王庙曾设过大队部和办过村小学,落实宗教政策后,村民重新塑像张施二王等神像)。走过青石板甬道,祠山王正殿巍然屹立。殿内四根四仙柱托着飞金雕花的四架梁。四架梁的挂屏上书写着以张祠山跟随夏禹王为民治水,鞠躬尽瘁内容的,洛舍举人唐际虞书写的对联:“风餐露宿为民治水害,披星戴月立志造人福”,横匾是“惠我无疆”。横匾下的暖阁玻璃长窗里供着薛令公、朱令公、张王祠山、施王彬(或斌)、曹老爷和温老爷六尊神像。正殿两侧是四位威武的门班皂棣,两侧墙壁上照例是几出尽忠报国的折子戏。祠山大殿东南侧筑有雕梁画栋的戏楼,戏楼横梁上挂着“环翠楼”的匾额,站在戏台上环视周围,武山、南王山、老汉岭、白刚山、赤山上的层翠叠彩尽收眼底。祠山大殿后面东西两侧是狭长形的串堂,中间是开阔院落,两棵桂花树栽种在甬道两侧。走过甬道有三间巍然的观音殿,殿之屋脊上书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

二○○○兴建杭宁高速公路时,祠山王庙又一次被拆迁至羊羔山今址,新址基本参照金家涧祠山王庙的格式,二进加厢房建筑,只是规模比原来小的多,亦没了参天之古柏和气派的照壁等等。二○○八时逢盛世,砂村百姓小康已久,思张施二王之恩泽,盖神荫黎民之福祉,沈土山、沈欢民、王小才、金水荣、钟志仙、沈庆州、沈根泉、金信珠等里人乡贤各方奔走,筹聚善款,寻能工巧匠,重建祠山王庙。二○○九正式依山奠基开工,祠山大殿、殿前钟鼓二楼和西厢综合楼日前全面峻竣工。祠山大殿是双檐木混结构仿古建筑,殿前台基3.8米,殿宽五大间,殿高21.58米,雕梁画栋,雄伟壮观。张施二王(左张王右施王一文一武)神座1.8米,神像高5米,庄严肃穆,高高在上,富丽堂皇。

祠山王张渤

大禹治水功盖于世,为天下百姓造福,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张渤治水,尽管太湖流域的后世都称他是“禹后一人”、“江南大禹”,星转斗移后世事沧桑,近年来知之者甚少。关于张渤的传说和记载,虽然文献志书记载简略,甚至是支离破碎、零星片断,且又出入很大,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张渤是一位治水英雄,是“江南大禹”,张渤是人不是神。而张渤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古吴越人民治水、理水开发建设的历史。我在这里摄取古人和时人对祠山张王的记载或研究的各种文献资料(恕不一一指明所引之书籍和作者,敬请谅解),然后东摘西凑,拼凑起来归纳如下:

在公元前六十年,武陵龙阳治水专家张秉,一天在山泽间,遇有仙女,仙女自愿嫁他,并说“上帝以君家有功于吴,当世世血食于吴楚之地。”几年后张秉听取仙女建议,带领一家老小,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吴兴郡乌程县与长兴县交界的白鹤山定居,翌年二月初八日,一个鼻子、耳朵特别大的男孩子哇哇堕地,张秉为其取名渤,字祠山。张渤幼年聪颖过人,读书认字过目不忘,熟读《禹贡》、《老子》和《春秋》等书籍。十来岁时,就跟随父亲张秉在太湖流域疏导河渎、治理水患,并决心以大禹治水为榜样,立志终身为治理水患而奋斗。

我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豕身人面”或“人首马身”等。那张王祠山“猪婆龙”之传说和远古民族图腾崇拜有不谋而合之处。现在,在安徽广德县境有祠山岗(汉时属吴兴郡长兴县),在长兴泗安镇西南有祠山村、槐坎乡有祠山庙村和江苏吴江七都有祠山庙村这么几个地方,基本上可印证这种传说的源头。

张渤二十岁,先后娶白鹤山柳氏、赵氏二女为妻姬,在对大禹治水经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征得父母的同意与支持,在亲朋们的热情帮助下,到水患频发的东苕溪、西苕溪、沿太湖一百零条河渎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父母仙逝后变卖部分家产资助开河引水,几年后索性带上眷属,风餐露宿,治水到哪里,便安家到哪里。这和大禹治水有不同之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张渤治水是带上家眷就地安家宿食,一起去治水,正如德清砂溪二王庙里所书写的楹联“风餐露宿为民治水害,披星戴月立志造人福”一样,不畏艰难,身先士卒。

张渤治水的第一站就是治理东苕溪水患,历史上东苕溪是浙江省洪害严重的河流之一。自南而北蜿蜒流淌于杭嘉湖地区西部,左依崇山峻岭,右接平原低地,居高临下,势如建瓴。东、西苕溪上游均依天目山,是浙江省暴雨量最大的地方。山高岭峻,坡陡流急,加之下游河道泄水能力不足等原因,山洪直接威胁杭嘉湖平原,洪涝灾害频繁。而德清洛舍的砂村本身就是由东苕溪之泥沙冲积而成,整条东苕溪数砂村段的位置最狭窄,又是横溪、沙溪和东苕溪三溪合一的地方,虽然在一千年前大禹时期防风氏在这里治理过水患,但由于河堤年久失修,加上浅滩芦苇丛生,三年二头发生水患,为东苕溪沿溪受水患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山洪暴发时砂村首当其冲,水势急湍,暴涨暴落,洪涝灾害频繁,洪水淹没田地,冲毁村庄,两岸人民深受其中之苦。

张渤带领全家妻小驻扎在砂村西北的东横山,就地食宿,带领两岸民众采取拦蓄、分洪、理直、导流的方法,进行全面整治东苕溪工程。在德清城关拦筑大闸,在保证上游安全的情况下截蓄洪水,能分流则分流洪水,以减轻砂村段东苕溪之流量;在砂村段截弯取直,用木桩块石加固围堤,增加流量和蓄水量,提高抗洪能力;在砂村东苕溪的下游以及沿岸河渎一面挑土培厚,一面进行开挖导流洪水,建筑沿塘涵闸,分流排入太湖。这样,张渤在砂村一干就是十年,砂村和东苕溪的灾害明显减少。

张渤治水的第二站是整治疏浚太湖沿岸的一百零八条溇渎湖港和松江、吴淞江,以增加太湖的泄洪量,直接将洪水导入大海,初步形成了太湖流域具有较为完整的拦、滞、御、导、排防洪体系。其中在疏浚太湖北岸的蠡湖时,由于蠡湖位置适当,成为无锡泄洪蓄水的天然水库。但因容积有限,连接太湖的出水方向又堵着牛犊山,所以影响了它的调控能力,遇到多雨的年份,就闹水灾。张渤治蠡湖水灾的决心,感动了上苍,上苍就让他变成一头“猪婆龙”。他一口吞掉了在蠡湖兴风作浪、形状似狗的水怪,浑身上下顿时有了神力,便用嘴巴拱开了“犊山门”,疏通了“浦岭门”,使蠡湖和太湖流水畅通。从此梁溪之畔的无锡,成为鸢飞鱼跃、五谷丰登的江南鱼米之乡。这样,张渤在太湖沿岸一干就是二十年。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太湖流域的溇港相连,河流畅通,洪涝灾害大大缓解,化洪水为水利,发展农耕渔猎生产和水上运输事业。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水光滟潋,白帆点点,号子声声,不绝于耳。张渤眼观此种情景,手指轻轻捻着长须,心里充满喜悦。

张渤治水的第三站开凿圣渎河。

张渤以前治理的都是水患,太湖流域经过三十多年的综合治理,基本消除了洪水隐患。在安徽广德一带的情况却是另一番光景,这一带虽幅员辽阔却地广人稀,莫说水运,陆地交通亦极其艰难。地势低洼,丘陵与沼泽湿地相间,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一场大水就可能是一次灭顶之灾。三年二头不是洪灾就是旱灾,真是“一条长岗横山口,三天无雨水如油”的状况,快熟的庄稼眼看就要收成却因为干灾而欠收,甚至于颗粒无收,当地居民过着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生活。张渤意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化水患为水利。张渤了解情况后,随即率人在广德东亭开挖了一个近二百亩水面的人工储水湖,以备干旱时人畜饮用。

可是人工储水湖所蓄之水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广德的连年旱情。经过二年多的勘察,张渤决定开凿一条自安吉梅溪经过高禹到广德东亭乡的施家境、打鼓垱、兰塘,再接无量溪河的人工河,引西苕溪之水到广德境内,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德的旱情,另一方面还可以缓解西苕溪水灾隐患,乃一举二得之事。张渤又一次带领全家老小开赴驻扎广德。在治水过程中,张渤一方面带领家人和广大民工劈山开凿河床,另一方面走村串户动员、号召发动广德、安吉两地民众积极参加开河。民众们亲眼看到张渤无论酷暑还是严冬,起早贪黑,不畏艰难,开河不止,深受感动,因而参加开河十分踊跃。经过八年的奋战,成功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圣渎河。

张渤的行动,不仅感动千千万万民众,也感动了一些地方官员。他们一次次上奏朝廷,要求给张渤以大封厚赏,但都被张渤一次次拜辞。圣渎河成功开凿了,当地居民欢呼雀跃,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拥张渤为广德王。

张渤治水的最后一站继凿圣渎河。

圣渎河成功开凿,老百姓欢呼雀跃,召开庆功大会,可是张渤的心马上又沉淀下来。由于当时的勘测设备落后、勘探水平低下,从现在的地质调查看,这条线路基本接近直线,地势徐缓,落差较小,是比较合理的开挖线路。但是由于广德与梅溪之间的地势落差小,要引梅溪西苕溪之水到广德,非暴雨或洪水来临之时,圣渎河将是一条半干的季节性人工河流。就是说圣渎河在枯水季节,可能会产生河床裸露、河水断流现象;而在丰水季节,河水暴涨形成水流,甚至洪水奔腾。这样,非但在枯水期(干旱季节)解决不了广德的旱情,在丰水期(暴风骤雨的季节里)却可能会造成洪水泛滥成灾。只有把圣渎河变成常流河以后,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要让圣渎河成为常流河,除继续深挖圣渎河之河床,更主要的还要将圣渎河之水引向地势更低洼的下流成为常流河,让圣渎河之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息,而选择打通广德无量溪河和长兴荆溪相连接,直接引水注入太湖无非是条最佳的捷径。

张渤想到这里,马上改庆功大会为誓师大会,马不停蹄,又一次携老带小留驻在开凿广德无量溪河到长兴荆溪的水利工地上。此时的张渤已年老体弱,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从不言老,从不言病,支撑着身体与民工一起战斗。然而,天不逢时,张渤徒有宏愿,正当张渤信心百倍开挖运河之时,西汉朝廷出现了王莽篡位之事件,全国上下狼烟四起,兵荒马乱。灾难同时亦波及到开河工地,民工们也惶惶不安四处逃离。此时的张渤,家产已变卖罄尽,尤其是自开河以来国家的开河资费并无援助,开河工程难以为继。在国难家贫,年老多病的情况下,广德至长兴的运河开凿工程被迫半途而废。张渤在无奈之下仰面长叹:“开凿运河难以如愿,我有何颜面再见广德的黎民百姓?”于是他带着病体,将夫人柳氏安置在广德东门外二里的地方(后建娘娘殿),安顿好家人,自己却头缠着黑巾,身穿着黑袍,遁隐横山修道(后建张公祠),最后带着遗憾跨鹤而去。

百姓为了感念追思其治水功绩,人们在横山建张公祠供奉,尊张渤为祠山大帝。夫人寻张渤不着,遂匿居城东一隅而化,时人亦立娘娘庙,与祠山庙遥相呼应,长相厮守。唐天宝中,横山改名为祠山,张渤亦被奉为“祠山广德王”。此后,历代递加封号褒扬。宋明代后又累被追封为“正顺忠祐灵济昭烈王”等。祠山庙建成后,历代香火不绝,人们到庙里祈求风调雨顺,祛灾免祸,无有不灵验的,所以名声远扬,倍受历朝历代帝王百姓尊崇和朝拜。所以说祭祀张渤,是湖州人民对他真人的怀念,是对他生前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意志的歌颂!决不是仅仅对神的盲目崇拜。

张渤开凿圣渎的失败,赋予张渤这个治水英雄更多的生前死后皆悲壮的生命之歌,也让他从一个真实的人慢慢被神化开来,甚至开凿圣渎河的事实都充满的色彩,所以张渤续凿圣渎河,另外还有一说。

宋朝吴曾撰《能知斋漫录·广德王开河为猪形》篇章云:广德军祠山广德王,名渤,姓张,本前汉吴兴郡乌程横山人,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故东自长兴荆溪,疏凿河渎。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飱于鼓,乃为鸟啄,王以为鸣鼓而饷至。洎王诣鼓坛,乃知为鸟所误。逡巡,夫人至,鸣其鼓,王以为前所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大王为大猪,驱殁阴兵,开凿河渎。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恥之,遂不与夫人相见,河渎之功遂息。遯于广德县四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由是历汉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灾沴,祷之无不应。都人以王故,呼猪而曰鸟羊。

这则故事大意是:广德军祠山广德王,姓张名渤,是前汉吴兴郡横山人。从吴兴郡长兴县顺灵乡开始起程,役使阴间的兵卒自长兴荆溪至广德开凿河渎。开始的时候张渤与妻子李氏约定,当吃饭的时间到了,夫人只要击鼓三声,张渤自己会过来,不让夫人到开河的工地现场上来。结果有一天,因为夫人把一些饭食遗留鼓面上,引来了几只鸟儿在鼓面上啄个不停,张渤以为是吃饭的时间到了夫人在击鼓,等到张渤前去鼓坛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被几只鸟因啄食鼓面上的食物发出的声音所误导。一会儿,吃饭的时间到了,夫人击鼓通知张渤吃饭,张渤以为还是鸟在鼓上啄食发出的声音而没有去吃饭。夫人敲了半天的鼓,张渤亦没有前来吃饭,于是夫人就前去张渤开凿河渎的工地,看见张渤原来是头大猪,正在指挥阴间的兵卒开凿河渎。张渤看见夫人到来,想要变回人身已经来不及了,感到羞愧无比,于是不愿和夫人相见,从长兴向西一路往广德方向逃遁,一直逃到离广德四五里地的横山山顶上,再亦没有回来,开凿河渎的工程亦就停了下来。夫人李氏见张渤飞快地往广德方向逃遁,马上尾随追赶张渤,可是夫人一个女同胞怎么能追赶得上飞快逃遁的张渤,亦没有想到张渤会往横山山顶上逃遁,所以一路往广德县城方向追寻,一直追赶到上气不接下气为止,最后羽化在离广德县城东二里的地方,当时的居民在夫人羽化的地方为夫人修建了娘娘庙。同时,当地居民思念张渤,在张渤逃遁的横山西南麓修建了祠山庙。于是经历了汉、五代一直到南宋朝,凡遇到了水涝旱灾等自然灾害,只要到祠山庙祈祷,无不有求必应。当地人因为祠山王的原因,把猪叫着鸟羊而不直呼猪名。

张渤一生治水,虽然在最后一站开凿圣渎河时没有取得成功,但从老百姓到文人,从地方官府到最高统治者,都越来越认为张渤有灵通应配享祭祀。为了表示对张渤尊敬,老百姓在祭祀时也决不用猪肉,还有个别信仰笃信者和回族的同胞们一样,长年不吃猪肉,以示对祠山王张渤的敬仰。

祠山祠亦称张王庙

砂村二王庙(亦称祠山王庙)始建于西汉时期,先祀张王,后同祀施王,二王同祀,故称“二王庙”,这在湖州甚至于在全国亦是很少见的现象。据《湖州沙溪二王庙记》旁记云:“邑人唐靖云右碑题二王庙,据碑文其一为施王,其一姓氏残缺不可辩。然今里人称张王是先主祀,施王而其后,或配与张王欤?”立碑人和立碑地点时间是“张文苾撰,在邑北独苍山麓,嘉定癸酉勒石。”这说明早在宋嘉定癸酉(1213)年即距今八百年前,二王庙已经在砂村修建,而且砂村二王庙之前身是砂村张王庙,这就是说砂村张王庙在砂村修建的时间则为更早,故虽不能说砂村二王庙是汉时所修建,然其在汉晋之期修建的应是无疑之实。

传说最早的张王庙建于汉代,是张王显灵后乡人为他和夫人分别在当时长兴县横山西南隅修建张公祠,同时亦在广德县东二里为其夫人立“娘娘庙”,与祠山庙遥相呼应,长相厮守。此后几百年,一直到唐乾宁(894898年间,剌史李师悦先后在长兴吕山建张水部祠、湖州城西北建灵济庙、卞山之隅建祠山张王行祠草堂,卞山草堂废墟后,宋建中靖国(1101)初,知州事徐铎始建张王行庙,为屋三十四楹,曰行庙,有碑,集络撰。碑在,庙额题为“行庙”。卞山祠山行庙废墟后,又在湖州定安门外修建张仆射庙,祀祠山张王。

至北宋治平年间(1065—1068)在南浔镇修建广惠宫,祀祠山张王,所以亦称张王庙。绍圣二年(1095)翰林学士顾临感梦,在长兴泗安镇北山建张王庙。宋淳熙三年(1176),道士陈静逸在长兴县东一里修建祠山行宫。南宋时期在安吉的县治西北常乐寺东、德清县治和武唐镇治分别修建了祠山张王行宫。

无年代考查或记载修建的祠山张王庙在湖州还有很多,如清蔡蓉升雪樵纂《双林镇志·卷九·庙寺》记载:“祠山庙在吕庄安吉埭(吴志),竹木扶疎亦一清境。”还有不以张王为主祀的寄祀在其它道观寺院(包括道教、佛教)里的张王殿或祠山殿更是比比皆是,只要翻开湖州市任何一本地方志史书籍,无论是郡志府志,还是镇志村史或笔记小说的风俗卷,都会有二月初八祠堂山大帝生日相类似的记载。如同治《长兴县志·卷十六·风俗》云“初八日,俗传祠山大帝生日,前后必有风雨,谓之请客风送客雨,东南风为上山风,西北风为下山风,逢壬上天。谚语:瘦牛瘦马难过二月初八,以是日必寒也(双林志)。初八日以风占水旱:东南风,水;西北风,旱(菰城文献)。”从此,可见湖州人民对祠山张王的敬仰和信仰已经到了何种之程度。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湖州历史上修建祠山张王庙的时间断层,大体上可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汉代:仅湖州长兴县横山(现属安徽广德县祠山岗)一座张公祠,德清砂村张王庙是否在此期间修建,尚无法考证。

唐代:唐乾宁(894898年间二座半,一座是长兴吕山张水部祠;一座是湖州城北的灵济庙;还有半座是弁山之隅的祠山张王行祠草堂,不久就废圮了。

宋代:在湖州的长兴、德清、武康、安吉以及南浔、双林、泗安、新市等各地都修建有祠山张王庙,这些都是敕建的,湖州民间祠山张王庙更多,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到现在为止,湖州市三县二区已批准成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有五十七座宫观,可没有被批准的宫观尚有二三百座,甚至更多),当然亦无法考证,大部分的张王庙均在此时期修建。

明代:新修建的张王庙很少,甚至于没有。然而在这时期增建、迁建的张王庙则比比皆是了。清代大体和明代一样,无有新建祠山庙之记载,仅有修缮重建祠山庙之实录。如《同治长兴县志》记载:明初知州黄连贵祈雨有验,将祠山行宫迁至长兴县西五里的五峰山。洪武七年,道士沈道安增建殿宇,二十四年立为正一丛林。永乐十三年,道会孙道性增建三清殿。清雍正九(1731)年,道士潘复诚重修三清阁(改为全真丛林)。同治改名印月楼,道光年间(1821—1850)毁后改为张真人府,咸丰二十年(1870)毁于兵燹。

现代:大多祠山张王庙于清末民初或解放前废圮,所剩的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或因年久失修而荒圮殆尽,或移为他用(质量稍好的被拆除改建粮站、医院等,质量差的则直接改为生产队仓库),有的倾坍、有的拆除,殿宇大多已荡然无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各地大量修建或重建庙宇,可是以祠山张王为主祀的庙宇,居我所了解只有一座半张王庙之庙宇。一座是德清洛舍砂村二王庙,另半座是南浔广惠宫。为什么南浔广惠宫只算半座,因为南浔广惠宫现在改祀奉黄大仙为主祀,其主殿内供奉了黄大仙神像,前殿才是祀奉张王祠山大帝的。

祠山大帝生日

农历二月八日是张渤的生日,先一日(二月初七日)必多风,后一日(二月初九)必多雨,二月初八日天必寒,称之为“请客风、送客雨,二月初八吃冻狗肉”,甚为灵验,传为异事。这不是我在这里杜撰的,湖州的文献志书和父老长辈们上都这么说,你如果不信——欢迎你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前后二天来湖州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啦,这在我们湖州叫“祠山暴”。

清同治《长兴县志·卷十六·风俗》有“初八日俗传祠山大帝生日,前后必有风雨,谓之请客风送客雨,东南风为上山风,西北风为下山风,逢壬上天。谚语:瘦牛瘦马难过二月初八,以是日必寒也(双林志)。初八日以风占水旱,东南风水,西北风旱(菰城文献)”这样的记载。

清同治《长兴县志》这么记载,《湖州府志》亦同样这么记载了。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舆地略风俗》载:“初八日,俗传祠山大帝生日,俗有祠山会,牲丰毕具,唯不用猪肉,又谓祠山嘉冻肴(安吉刘志)。谚语:瘦牛瘦马难过二月初八,以是日必寒也。”

从上面两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除《长兴县志》和《湖州府志》有记载外,当时的《双林镇志》、《菰城文献》、《安吉县志》等志书里都有同样的记载。

当代钟今伟先生在他的《湖州风俗志》书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农历二月初八日,传说是祠山大帝生日。昔年在吴兴、德清交界处有祠山庙,祠山大帝塑全身站像,双手持开山大斧。其神庙内匾额题“禹后一人”。推想祠山大帝系对湖地开山治水树有功勋之先贤,后人将其神化,立庙以祀。相传罗隐曾在庙中题壁:“走遍天下路,生平不信邪。”不料,祠山大帝的金身竟气呼呼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罗隐无奈只好续了二句:“祠山张大帝,天下鬼神爷!”祠山大帝才笑嘻嘻地坐了下去。更奇妙的是届时(初八的前三后四天)常会出现一个“祠山暴”,气湿骤变,刮风下雨或雨夹雪,甚至于大雪纷飞,来得突然来势又猛,故称“暴”。传说这是祠山大帝爱吃冻鱼冻狗肉有缘故,他有风、雨、雪、火四个女儿,争着要给父亲上寿。火姑娘一上门,总要与三姐妹争吵,气温上升,祠山大帝就吃不成“冻鱼冻肉”(或说人间要遭火灾或干旱)了,所以这天祠山大帝不准她上门。而风、雨、雪三位姑娘参差或一齐来到,形成“祠山暴”。“祠山暴”的长短,以三位姑娘吃寿酒的天数而定,有三天,四天的,最多不超过十二天。认为吃三天最好,吃十二天是“吃满了”,这年收成不好。因“祠山暴”使气温骤然变冷,易遭病,所以就有“瘦牛瘦马,难过二月初八”的说法。古人届时特地烧了鱼肉祭祀祠山大帝,今人已无特意而为,到时遇有急风骤雨说声“祠山大帝又要吃冻鱼冻肉了”,便是对这一自然现象有推原解说。

祠山庙会与祠山信仰

近二千年来湖州的人们对张渤的纪念活动一直连绵不断,在湖州所辖的三县二区的历史上,先后共修建的祠山庙(祠殿)不少于上百座,形式与规模也日渐丰富和壮观,从感恩祭典,到烧香问卜,再到祈福釀灾、消苦解厄无所不有。祭祀祠山张王的活动不仅在湖州地区,在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两岸甚至于江、浙、皖、闽、台湾海外等地都相继建有不同内容的庙殿祭祀张渤。

在湖州各地每年二月初八的祠山庙会那天,百戏竞集,人山人海。届时狮子舞、龙灯舞、马灯舞、各种高跷杂耍、武术、戏曲、曲艺都竞相登场,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锣鼓声、琴声、唢呐声与各类演唱声、叫卖声交汇在一起,形成一支最繁闹、最响亮、最浩大、最动听的民间文化交响曲。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尤其在夜晚奇花异果,珍禽水族各显神通,除此之外精巧而作的各类彩灯更是耀眼,八仙灯、五星灯、海龙王灯,最让人追看不舍的是“祠山大帝”灯,在满天星星辉映下,灯连天、星连灯、星火飞扬,万灯生辉。祠山庙会一般从二月初七开始持续三天,场面大的祠山庙会往往会闹上个七天七夜。这些民间文艺表现形式,经过千余年的积累与发展,逐步演变成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形式。

湖州民间祠山信仰除了老百姓本身对张渤的崇敬信仰外,与上层统治者的推崇密不可分。祠山王张渤之册封,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神祗中之封册,可以说是最多的一位神祗了,其封敕大概有“张公”、“张王”、“广德王”、“广惠王”、“祠山王”、“灵济王”、“张真人”、“祠山张王”、“祠山大帝”、“张水部王”、“祠山圣烈真君”、“正顺忠祐灵济昭烈王”、“正佑圣烈昭德昌福真君”等等敕封,多的实在无法统计。最后被敕封为“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辅顺灵佑普济真君”,为十八字王,封号之多,在所有神明的封神中极为罕见。

对于祠山王张渤的信仰与上层统治者的推崇密不可分这一点,主要是宋朝和明朝二个朝代。宋朝在历史上创建、修建祠山庙最多,而明朝则重建、扩建维修祠山庙最多。清光绪时祠山张王虽再谥为“灵佑”,张渤的圣诞日(农历二月初八)依然是香客如潮来赴庙会,然与宋明二朝相比因满清统治者的关系有所逊色而不及。

宋朝到宋真宗时期因失意于敌国,忽留心于宗教,异想天开地以神道设教为自已的政治目的,自己假托梦寐,效仿唐代以李老君为祖先,捧出一位宋室同宗赵姓的赵玄朗来作圣祖,亲自提倡道教,利用群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于宗教情绪,藉此掩饰对北方军事外交上的失败。

到了南宋,虽然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同时南宋朝又是一个偏安于江南、又不求进取;腐败无能、又相对吴越民族来说是外族的封建王朝。这样,为了其统治者的利益,在精神上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形象(神渎)来发挥团结、凝聚的作用。而在南宋时张渤信仰早已成为江南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民众之精神领域。南宋君王看到这种趋势,注意到江浙皖闽一带对祠山张王信仰十分普遍,仿效北宋真宗之方法,及时推崇出张渤这位在古代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兴修水利有功的为民谋利而鞠躬尽瘁的并且在江南太湖流域特有的妇孺皆知的祠山张王来,一方面是顺水推舟,可以拉近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另一方面维护其统治利益巩固自己政权,这都是对其的统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举措和高招。因而,南宋朝不仅在张渤曾经治过水兴过利的地方如湖州广德等地,而且只要在其所统治的范围(如浙江宁波绍兴、金华武义、嘉兴上海;江苏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安徽歙县繁昌;福建漳州泉州等等地区)内的土地上都大举修建祠山庙和祠山行宫。据统计,在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平均每五年就有二座新的祠山张王庙出现,似乎整个南宋王朝都沉湎于一个祠山张王信仰崇拜的狂热风潮之中。

不仅如此,祠山张王庙在南宋朝已成为地方官府祈祷雨晴的场所,据清代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记载,从淳熙十三年(1185)至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便八次遣官往广德祠山祈雨,大约与之同时,朝廷在绍熙五年(1194)至嘉定十七年(1224)间曾二十四次命侍从官到霍山祠山行祠祈雨,其规格比所有当时的首都临安之地方性神祠的待遇都要高得多,据说南宋时每年的二月初八前后有十几万人涌向祠山来朝拜张王,由此可见祠山信仰之规模和影响之巨大。

无独有偶,到了元末明初时,朱元璋在一次征战中来到广德祠山,在元兵追杀时躲到了祭祀张渤的张王庙里,钻进了供桌底下,几只蜘蛛连忙织网,把他盖了个严严实实。元兵赶到摸了一手蜘蛛网,只见蛛网如帘,以为这里没人,误判朱元璋逃往别处,他因此逃过一劫。朱元璋平定天下登基成为明太祖后,还念念不忘这段祠山经历,当他在金陵下令捣毁诸般淫祠时,还在每年二月初八那天派专使到祠山正殿举行祭祀。有一次朱元璋驻跸明德宫,夜里梦见“四海和平”之兆,第二天派人到祠山殿抽签,结果与梦见的一模一样,于是写了二首七律《幸祠山》和《幸横山》诗,同时敕封祠山为“天下英灵第一山”。尔后,朱元璋两次派钦差专程前来朝觐祠山张王,拨专款对祠山庙修复扩建。为了方便祭祀祠山张王,又在南京鸡鸣山修建广惠祠山王庙,按时遣官春秋二季致祭。遂为各地效仿,江南以及苏南、皖南、浙江等地各州县乡镇纷纷效仿,重修、扩建祠山庙不计其数,仅湖州境内祠山庙就有几十座之多,其修建规模富丽堂皇,远胜于南宋时所建的祠山庙。尤其是以广德祠山的祠山庙更被推崇为“祠山祖庭”,并称赐封为“天下第一香火”,从而又一次把祠山张王的信仰推崇到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

祠山张王的信仰与湖州道教的传布同样亦是密不可分的,各地的张王庙很大程度上与道教的宫观有关,湖州道教宫观中建有专门的张王祠或祠山殿,它们直接成为道教宫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祠山张王的信仰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上在湖州的宫观祠庙除了每月的初一、十五及祭祀节日或庙会外,很少有道士住庙进行负责管理,许多的祠山张王庙当然亦不例外。自全真教传入湖州后,湖州的宫观祠庙才有道士住庙负责管理。在普通信众老百姓的眼里,张渤一生开河治水、舍家奉献、造福人民而功德无量,是大禹的转世化身,应该接受更多的香火,好好祭祀和崇拜。自元明全真教传入后,道教的宫观开始有常住宗教教职人员,祠山行祠的香火和日常管理可以请道士代为管理。所以,许多地方上的祠山张王的信众把祠山张王行祠直接修建在道教的宫观里面,委托他们进行照应。而道教教职人员亦乐得将张渤纳入自家宫观之内,一方面可以增加宫观之香火来源,能在太湖流域独霸两千年的张渤信仰,亦是湖州道教极其值得崇拜的神祗;另一方面道教本身就是崇拜多神之宗教,彼此又都是土生土长的信仰,多一个神渎祀奉绝无信仰之矛盾冲突。这样,祠山张王借民间祭祀的香火,逐渐登上了道教的殿堂,放到了道教(仅限太湖流域)供奉神灵的主要位置上。

不仅如此,道士还时常自己主持创建或重修祠山张王庙宇。清《同治长兴县志》记载:“祠山行宫在县一里五峰山,祀祠山神灵济圣烈王张渤,宋淳熙三年(1176),道士陈静逸建,旧在县东一里,年久颓废。明初知州黄连贵祈雨有验,始迁今处。洪武七年,道士沈道安增建殿宇,二十四年立为正一丛林。永乐十三年,道会孙道性增建三清殿(顾志)。清雍正九年(1731),道士潘复诚重修三清阁,今更名印月楼(邢志),道光年间(1821—1850)毁,后改为张真人府。咸丰二十年(1870)毁于兵燹。”从《同治长兴县志》上记载的这段文字分析,早在南宋时期就有道士修建祠山张王庙的事实,中间虽有迁址重建和修缮,前后近七百年时间都由道士负责管理,先是正一道士,后是全真道士(潘复诚为全真教龙门派第十四代复字辈道士)。

祠山张王信仰进入道教信仰后,民间信仰和道教信仰合二为一,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彼此相互渗透、吸收、消化、利用,原则上已很难分得清祠山王张渤之信仰到底是道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了,这亦是湖州道教与其他地方道教相比之下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南宋后期的施宿撰写《会稽志》时,曾注意到江浙皖一带张王信仰十分普遍,而张王的信众“必诵《老子》,且禁食彘肉”。与此同时,祠山张王已经成为进入道教斋仪神谱名单的少数几位民间神祇之一。

【湖州沙溪二王庙之施王

砂村二王庙除了祀奉祠山王张渤,还祀奉着一位施王。根据《湖州沙溪二王庙记》记载的内容分析,砂村张王庙开始祀奉施王的时间完全可以断定在南宋嘉定癸酉(1213)年以前,距今亦有八百年的时间了。同时还可以肯定张文苾撰《湖州沙溪二王庙记》时,当时的砂村张王庙里已经祀奉施王了。

那么,砂村二王庙里所祀奉的施王是谁呢?为什么在张王庙里除了祀奉张王祠山的同时还要祀奉施王呢?

《湖州沙溪二王庙记》云:“王施姓,世事晋,为名臣,大兴初以平寇而年庙食不替。旧庙居安吉,独沙溪之祀特著灵异。”这就是说施王是晋朝大兴(317321)年间平乱的名臣武将,死后家乡(安吉)为他立庙,受人间奉祀享受祭,一直没有废弃,唯独砂溪祀奉的施王特别灵验。

施王,名彬(或斌),是晋朝名臣,《嘉靖湖州府志》有更详细的记载。《嘉靖湖州府志·卷第十三·宦官列传》施斌:训之子,安吉人,历信安、义兴二郡太守,为尚书左丞征西大将军,封中蠲,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兴元年,以征讨有功,囗囗囗囗囗舍住宅傍地无主者为修囗,上许,囗囗谥明候。

《湖州沙溪二王庙记》说施王庙先前在安吉,《嘉靖湖州府志》和《嘉泰吴兴志》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嘉靖湖州府志·卷十·秩祀志》云:“施明候庙在安吉州梅溪乡,祀晋中蠲候施斌。”《嘉泰吴兴志》云:“施明候庙,在梅溪镇,神为晋尚书左丞相征西大将军施彬,以征计有功诏封中蠲候。彬父先为青州牧,封安吉候。至是彬上表,请县之住房宅南空地为食邑,其后逐庙食。唐大中三年重修,七年,二十四代孙公替作记石刻。”

《湖州沙溪二王庙记》又云:“古老相传,谓庙初处后保,因洚水合,里人异之,遂合处并祀焉。”根据砂村古老的传说,原先施王庙不在张王庙里,而在后保这个地方,有一次由于大水泛滥,施王的神像随水漂流到张王庙前,当地老百姓觉得万分惊奇,就把施王的神像抬到张王庙里,和张王一起祀奉起来。自从施王和张王一起在张王庙里祀奉后,祈福消灾、求雨求晴更加灵验,砂村老百姓老者寿少者安,人口太平安靖、农事风调雨顺,“春夏有祈,秋冬有报。雨旸之失节,天请答如。”从此以后,当地老百姓把张王庙称之为二王庙了。

至于张王庙开始祀奉施王的时间,张文苾亦作了大概的考证,碑文说:“自晋迄宋,今二百余寒暑矣,神之诒福于人与!”而邑人唐靖指正说:“若自晋大兴至宋嘉定,将千年矣,二百五十余寒暑,殆石刻之误也。”晋朝到南宋朝确实相距九百多年的时间,唐靖“殆石刻之误”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当代德清衡庐陈景超先生对《湖州沙溪二王庙记》亦进行了考证,认为《湖州沙溪二王庙记》碑记中之“晋”乃东晋,张文苾先生误记为五代十国之后晋,故碑记之“二百余寒暑”应为“九百余寒暑”。这样算来,早在东晋(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时候砂村祠山王庙就开始祀施王了,且二王同祀。

祠山王庙祀施王的时间是宋嘉定皇太子宫生料库使臣张文苾听砂村里人同时又是施王的后裔施安义说的,而且施安义亦参加了刻碑这件事,这个时间的可信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邑人唐靖亦云:“今里人称张王是先主祀,施王而其后,或配与张王欤?”那么,祀奉施王的时间是东晋,而祠山王庙真正创建的时间,如果说在汉朝时就已经创建好了,亦是完全可以认可的,其时间大概和安徽广德祠山岗(汉时属吴兴郡长兴县)的祠山王祠的创建时间(祠山羽化后不久就立庙的话)差不多而在同一时期所创建。

湖州沙溪二王庙记

嘉定癸酉年秋八月既望,余自行在所出北关,逾北新,携家抵德清,绝流而北抵沙溪而居焉。沙溪去郡城七十里,拒武康数寻桑麻。其民端庞富实,不喜争,健讼全不类吴俗。卜邻允藏(缄毕,访之,尊其年之耆艾者问之,访其古迹,神宇显灵发祥,为一时不多。祠之灵,告者其言曰:王施其姓,世仕晋,为名臣,大兴初以平寇而年庙食不替。王旧庙居安吉,独沙溪之祠(祀)特著灵异。自晋迄宋,今二百余寒暑矣。神之诒福于人与!夫人被神之福惠,而姓氏邈不知所起。古老相传,谓庙初处后保,因洚水合,两神处一,里人异之,遂合处立祠(并祀)焉。春夏有祈,秋冬有报。雨旸之失节,天请答如。飨(响)神之有二,而庙则一矣(也)。邦人并受其福,亦不知其神之自(囗)有安靖和平之福焉。虽曰自求,实因神而致人,固未知之矣(也),岂(囗)不咸集乎?大小长幼,其不有庆乎?起敬起慕,其有懈心情容乎?其(囗)雍容怡愉,殆无异于乡饮酒之礼焉。争止讼息,不伤财,不浪(囗)化实多,奚止祈求之福而已哉?施君安义,施王之后叶也。诵二王之德(囗),余于是处越期年矣。老者寿,少者安,优哉!优哉!聊以徽(囗)验其所见,而实其身之所膺与,何敢以固陋辞?故为之记。

(囗)嘉定(囗)皇太子宫生料库使臣张文苾谨记并书。奉义郎新知安吉(囗)、里人丁珪、丁浚、丁琚、施安义、曹文政议。

[武唐疏志]张文苾撰,在邑北独苍山麓,嘉定癸酉勒石,文曰:

[邑人唐靖云]右碑题“二王庙”,据碑文,其一为施王,其一姓氏残缺不可辩。然今里人称:张王是先主祀,施王而其后,或配与张王欤?施虽著姓,而名号,爵里无闻。若自晋大兴至宋嘉定,将千年矣,二百五十余寒暑,殆石刻之误也。

按:德清衡庐陈景超先生考,碑记之“晋”乃东晋,张文苾先生误记为五代十国之后晋,故碑记之“二百余寒暑”应为“九百余寒暑”,衡庐先生云:“此乃大醇小疵,无伤也”。

注:碑文中之(囗)部分是根据欧阳习庸先生点注的《道光武康县志》抄录的,除去(囗)部分余下的都是陈景赵先生和陆建新先生二人在《湖州沙溪二王庙记》实地逐字校对抄录下来的。本人亦几次对《湖州沙溪二王庙记》进行拍照考对和摘抄,只因此碑早已支离破碎而没有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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